这两年关于文艺批评的议论很多。有些舆论指责批评家吃人家的饭、拿别人的红包，以致批评失去了道德理性与社会责任。这种现象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笔者无法进行调查。这里只想向文坛呈述一下个人从事文艺批评的遭遇，以期引发同仁们的思考。
自1995年以来，我在从事美学理论研究的同时，分出了一部分精力投入对上海作家的研究。在《小说评论》、《上海艺术家》、《上海大学学报》上陆续发表了《燕平论》、《杜宣简论》、《戴厚英论》、《叶辛论》、《竹林论》、《宫玺论》、《宁宇论》等七篇文章。评论的对象中有前辈、同辈以及比我年龄小的一些作家，意在说明他们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某些不足之处。批评的原则是：充分尊重与肯定他们对文学所作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出作家创作方面存在的某些局限与弱点。当然，我所从事的文艺批评只能是个人看法，不可能都说得准确。对作家创作来说，批评者也只能是一个社会受众，也会存在某种局限甚至是偏见。但，这不能就影响了批评者的权利。另外，我写作文艺批评还有一个不成文的原则，这就是：写完稿子决不给评论的对象过目（包括前辈作家与相对熟悉的朋友），以免影响了个人的独立理论思考与文艺美学估量。实际上，我的批评活动得到了有关作家的热情支持与友好评价，当然中间也包括了平等的同志式的讨论。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但是，这中间也遭遇了一个不愉快的事件，且容我禀述———
1997年某一天，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徐俊西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是作协准备编一本《作家论》，让我写叶辛。当时我欣然同意。尔后，在作协东厅又开了一个会，向评论家们交待写作任务，我也参加了这个聚会。
这里需要回叙一下。此前，1994年7月，我与叶辛等同志一起在宝钢参加了“现代企业员工形象大家谈”的电视采访活动，因此结识了叶辛。对叶辛同志在文学事业上的艰辛努力与取得的成就，我是充分尊重与积极评价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向叶辛同志提出，给他的创作写一篇评论（决没有作过只说好话的承诺），期望在资料上予以支持。他也真的送了我几本书，当时我很感谢他。以后由于我的其他学术活动与研究工作甚为繁忙，《叶辛论》的写作拖了很长时间，才把关于知青题材的创作评论梳理了一遍，在1997年第5期的《上海大学学报》上发表。
为了进一步写好更全面的《叶辛论》，我花费数十日把叶辛同志送给我的十卷文集通读了，并在已发表的文稿基础上增加了几千字，如期寄给了上海作协于建明同志。以后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则再没有问过此事。直到1999年底，突然接到一个女同志的电话，来问我文稿的校样，我才知道，她弄错了人，并由此而晓得叶辛论的写作已另请他人。
是日，我向于建明同志提出质询，他的回答是，听说文稿主编交叶辛同志看了，他有意见，不满意，因此另请了人。我当即对这种做法表示了异议，以为如此压制批评的行为是错误的，并提出可能退出上海作家协会，并请建明同志把我的意见转达给主编。也许是由于我的激愤，没过多久，担任该书副主编的毛时安同志打电话来，说明情况，道歉，并劝我不必太气……并答应退还原稿。
此后，又是几个月，原稿没有退回，主编俊西同志也没打来电话。我平静了一下心态，觉着作协也不是谁个人的天下，公理毕竟有人承认，犯不着弄出一个文坛新闻。小人物还是“忍”字当头为好！
一直到今年3月2日，我在市里参加“左联”纪念会碰到毛时安同志，又向他提出了退还原稿的要求，他还是满口答应，可就是不见行动。4月7日，我阅4月5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胡辛告叶辛电视抄传记》赫然在目，知道了叶辛同志那种答应赔钱而不肯道歉的态度，才触动前事，以为叶辛同志对自己的行为与文德是到了应该反省与查摆的时候了！
4月7日晚我打电话给徐俊西同志，他作了如下解释：当时我刚到作协，叶辛是中国作协领导，为了尊重他，我把你的稿子给他看了。他有些意见，不满意，请另外的人写了。什么地方不满意，我不知道。当时毛时安说他跟你打招呼。稿件是由毛时安处理的。这件事，作为主编，我没坚持，没处理好，太迁就了他（指叶辛），我是有责任的，有缺点的。（我当即把以上谈话大意向俊西同志复述了一遍，他没有表示异议。）
以上就是我从事文艺批评所遭遇的事件概略。由于上海作协至今没有将我的原稿退还，只得寻出草稿，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有关叶辛创作局限与弱点的批评文字抄录一段：
创作实践反复表明，作家的生活基础的扎实与否，关及到作品内涵的深度与广度。相对知青题材和农村题材而言，城市题材的创作显得比较浮浅与表面。比如长篇小说《恐怖的飓风》，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的遭遇的这一角度切入，就限制了作品主题的深入，未能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揭示这场运动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灾难。作品有许多地方，是单纯的历史事件的叙述，而没有转换成打动人心的艺术描写。至于有些私人性、隐秘性的生活题材，由于离开社会矛盾甚远，故而总感觉到缺乏更深的社会意义，作者在这方面投注创作精力，甚感浪费。而相当一部分关于男欢女爱的描写，着笔过多，且陷入模式化，对人物性格的揭示少有帮助。
我对于叶辛创作的评论正确与否，有已发表的文稿（《上海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和抄录的文字可供读者复按。至于叶辛同志对待文艺批评的态度怎样，相信读者会作出公正的评价。我只希望作为上海作协的领导，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叶辛，台上号召贯彻双百方针，台下也要身体力行，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不要飘飘然忘乎所以，就是文坛的幸事。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